蚂蚁等动物和人类一样，奉行“陪审团”制度，而且似乎比人类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

　　金融危机的爆发，归根到底是缘于人类群体性的贪婪。那么，蚂蚁和蜜蜂如果投身地产和股市，会否制造出同样的危机？生物学家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两种以集体行动闻名的小东西，是依靠怎样的组织结构，才能在充分利用群体智慧的同时，避免群体决策的愚蠢和盲目呢？

　　这是一次电话交流，因此如果汤姆·塞利在翻白眼，那是他的事。我向这位杰出的生物行为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是：蜜蜂会否制造地产危机，令它们的金融系统崩溃？

　　当然，蜜蜂没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但它们和人类一样，是以群体生活闻名的生物。塞利在研究中发现，蜜蜂和蚂蚁、蚱蜢等生物一样，都是集体作出事关存亡的重大决定。蜂后并不独裁，每只蜜蜂都有自己的意见，它们通过成百上千次交流，做出集体决策。“它们教会我如何更好地组织和主持学术会议，”塞利说。

　　即便是最刻薄的人，也得承认大学教授认知能力比昆虫要强，因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金融市场专家难免对蜜蜂如何运用集体智慧这件事感到好奇。毕竟，蜜蜂这样生活了至少3000万年，如果决策过程不明智，它们早就把自己的社会搞砸，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了。“至少在房地产方面，蜜蜂总能作出正确决定，”塞利说。

　　多负现象

　　群体智慧研究的最初目标是人类。18世纪，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孔多塞侯爵利用数学里的概率论证集体决策之优越性，他的结论被称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侯爵详细讲述了在哪些条件下，多人比单人更能作出正确决定。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每个成员都应保持独立，而非复制别人(可能错误)的决定。

　　总的来说，这种集体决策模式效果相当不错。“几乎每个人都差之千里，但当你取其平均数时，得出的结果往往非常精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鱼类行为学家阿什莉·沃德说。她称之为“多负现象”，取其“负负得正”之意。

　　1907年一期《自然》杂志刊登了一个经典的例子：787人参与竞猜一头被宰杀的牛的体重，与正确答案1198磅相比，竞猜者们整体误差(取全部猜测的组中值)在10磅以内，或者仅差1磅(取其平均值)。

　　商业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畅销书《群众的智慧》更是举出了大量例子。但那些群众智慧的狂热崇拜者似乎忽略了一点：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完美体系是很难创造出来的。因此，涉及到集体决策时，人类可能会错得很离谱。

　　相形之下，蜜蜂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将独立与从众的关系平衡得非常好。塞利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名数学家一起，研究了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聪明的蜂群

　　蜜蜂分群时，蜂后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工蜂会搬走。蜂群一拥而出，先停在暂时的栖息处，比如一根树枝上，摇摇摆摆靠在一起。没有对抗天敌、恶劣天气的保护措施，也没有食物储备，它们需要尽快决定新的安家地点。

　　早在1940年代，生物学家马丁·林道尔就注意到，这时一些处于蜂群外围的工蜂会跳起奇怪的舞蹈。他知道有时蜜蜂跳舞是为了通知同伴蜜源所在地，但这些舞蹈家身上好像沾着烟囱里的煤灰，或是建筑工地上的沙砾。他意识到它们是被派出去寻找新的安家地点的，现在正在报告结果。

　　林道尔曾经穿越被战争摧残的慕尼黑，试图一路追踪蜜蜂，但一般会跟丢。最后，多亏了质高价廉的摄像机的出现，这种追踪才变得可行。1990年代，塞利和研究伙伴拍下了这些蜜蜂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1万只规模的蜂群一般会派出300到500只雌蜂寻找可能的安家地点。这个新址要符合很多要求，比如足够的储蜜空间、较小而隐秘的入口等等。“这些侦察员都是老蜂，它们有丰富经验，去过很多地方，”塞利说。

　　它们的搜索面积可以多达30多平方公里，但好的藏身处不易找到。通常，几百只侦察蜂中只有少数———25只左右———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地点，回来向蜂群报告。

　　它们先用舞蹈指出这一系列地点(大概20到30个)的方向和距离。“侦察员”越是觉得某个地点值得推荐，重复这套舞蹈动作的次数就越多。它的热情会鼓舞其他姐妹侦察员亲自飞去检查，然后再回来用舞蹈表达自己的看法。

　　塞利说，这一意见补充过程对于最后的成功决策非常关键。新飞去的侦察员会顺便评估别的地点，“她们自主寻址，自由报告，充分争论。”塞利说，在这个步骤上，人类表现逊色。早在还可以探索更多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会急着作出决定，而仓促往往意味着错误。

　　侦察蜂们还会反复回到一个地方，进行深度评估和报告。但对于所有地点，不管是它们觉得很棒的，还是认为一般般的，再次跳舞做评价时，重复的次数都会比上一次少，一般会少15次左右，直至最后终于停止舞蹈。“这样很聪明，”塞利说：“她们允许自己的热情消退。”

　　关于所有地点的舞蹈重复次数都会减少，因此那些较为一般的地点，即一开始受推荐力度就比较小、相关舞蹈次数就比较少的地方，会更早地从舞池中消失。而这使决策变得可能。“我们都参加过难以达成一致的讨论会，唯一原因是每个人都不愿让步，”塞利说。

　　这样，随着评估继续进行，侦察员们推荐的地点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侦察员们几乎达成一致，跳的都是关于一个地点的舞蹈。这时，蜂群就会起飞，前往那个地点。

　　塞利和同伴们过去认为蜂群中根本没有集体决策一说。但显然在选定新家方面，它们有自己一套决策机制，可称为“陪审团制度”。由于更好的选址有更好的群众支持基础，越来越多的侦察蜂会前往该地点探看。当大约15只侦察蜂在新址外会合时———里面可能还有30到50只———定了，这就是新家了。一些侦察蜂回来会继续跳评估舞。当舞蹈最终停止，侦察蜂们就会鼓动整个蜂群出发。

　　塞利将这项研究做了一个模型。他发现，如果蜜蜂改变价值观，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果它们更加追求个体利益，就会作不出任何决定；但如果个体独立性太差，就会导致愚蠢的决策，因为有些蜜蜂会欣然同意别人的错误推荐。在现实世界中，蜂巢选址往往是独立和从善相互平衡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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